中国的底层人民自古以来都面临资源匮乏的问题。在封建社会，生产力低下，人均资源极为有限，导致人们在生存竞争中往往不得不依靠斗争手段以求自保。而在现代社会，科技的进步大幅提升了生产力，理论上每个人每天只需工作几个小时即可满足社会所需，然而现实情况却是，底层人民依旧长期处于加班、超负荷工作的状态，仅能维持基本生活。这一现象值得深思：现代社会的资源匮乏，是否是人为制造的？
在现代社会，资源的分配并非单纯取决于生产力，而更多受控于不受约束的权力运作。权力的集中使得少数掌权者得以操控社会资源的流向，形成对底层人民的系统性剥削。权力决定资源的配置，而资本只是权力体系中的一环，依附于权力运作模式之下。资本家虽然掌控经济命脉，但其运作模式仍然受控于更高层的权力体系，如政策法规、行政命令以及社会规则的设定。
当权力缺乏有效制衡时，资源分配就会向极端倾斜，使大多数人处于被动竞争状态。例如，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往往受到政策导向的影响，而政策的制定权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。这种情况下，资源并非依据公平或效率原则进行配置，而是用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，使得普通民众在资源分配中始终处于劣势。
资源匮乏的现实促使多数人陷入内卷，而内卷的长期结果往往演变成互害现象。当一个人在竞争中遭受剥削、压迫，他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反抗，但当反抗无效、环境无法改变时，个体会逐渐选择适应，甚至主动参与其中。
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中的人会经历几个阶段的变化：
一开始，互害是无可奈何的内卷，是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下的无奈选择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生存模式，形成无需思考的路径依赖。互害行为成为一种“理所当然”的生存策略，甚至在某些群体中被视为社会竞争的必然方式。
比如，在职场中，资历较老的员工往往会对新人施加同样的压榨，理由是“当年我也是这么熬过来的”，从而形成职场霸凌。在教育体系中，学生之间的“相互举报”与“打小报告”文化，往往是从老师的管理模式中习得的，而成年后，他们又会将这种文化带入社会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互害文化不仅存在于国内，在海外华人社区也尤为明显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加严重。由于文化背景相同、语言相通，华人本应在海外互帮互助，但现实中却往往变成“同胞坑同胞”的现象，例如：
这些现象的本质仍然是资源争夺的延续。当人在异乡，资源更为有限，部分人选择联合互助，而另一些人则选择利用同胞的信任来获取利益，形成更深层次的互害文化。
互害文化并非自然形成，而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被强化并维持。例如：
在这样的制度下，个体即便意识到互害的存在，也难以摆脱，因为一旦有人选择不参与，他将成为被牺牲的一方。
互害文化的根源在于资源分配的不公，而打破这种文化，关键在于以下几点：
总的来说，互害文化的形成并非偶然，而是不受控制的权力操控资源分配，并通过制度性设计让大多数人陷入无尽的内卷与竞争。要改变这一现状，需要从个体觉醒、制度改革到社会文化变革等多个层面入手，才能逐步走向一个更公平、更健康的社会。